刘志琴：史书，当以真实示天下

刘志琴（1935年11月——2020年4月8日）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撰有《中国文化史概论》《晚明文化与社会》《礼俗文化研究》《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》《晚明史论》《张居正评传》等论著。早年致力于研究晚明的党派斗争和东林党的兴衰，后转而研究晚明社会风俗，社会习惯，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引领者。

史书，当以真实示天下

作者：刘志琴

来源：《社会科学报》第1355期第5版

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，容不得掺假和矫情，然而，这门在中国一度最辉煌、最具权威性的学问，其公信力却在下降。当社会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，文化也随之变迁，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，但史学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，而是陷入沉默，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，从而导致史书逐渐失去读者的信赖。因此，在当今的信仰危机中，史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本文作者呼吁，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这一问题。

▍史书在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

历史是人类的行程，记录这一行程的是史书。凡是有人类、有文字的地方，就有史书的存在，因为人人都有一份历史的情怀，正如赤子来到世界都渴望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，这代代相传的社会血脉，任何风浪都打不断，冲不垮，即使国破家亡，只要有人在，史书就会延续。在世界各国中，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，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。

写史者在上古犹如神人，与巫觋不分，上达天庭，下传天子，替天宣讲，芸芸众生敬史如敬神。最早的史书《尚书》，是为训诰誓命之词，被商王视为治国之宝典。至圣先师孔子，最先扬名于世的是一部史书《春秋》，别看他无权无势，落魄江湖，可这部书却能使“乱臣贼子惧”，史书胜似刀把子，震撼群臣。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定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号称“穷探治乱之迹，上助圣明之鉴”。明确指出，这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。不论哪位君王有多么专权、跋扈，在史书面前都要乖乖低下头来阅读，领受史书的教诲。

史是什么？本是一种职务，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持中。中，正也。”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，他必须从义持中，即以客观、公正，不偏不倚的态度，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，大至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外交事务，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,等等，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。因此在编年、纪传、本末这三大体裁外，又创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记载的实录如《明实录》、《清实录》，为后代留下详细、完备的史料，这在世界上也属独一份。

史书肩负如此重任，无异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据，因此自古就有灭人国，必先灭人史的训诫。

▍史官的记载是评价君主的依据

史书何以与国家兴亡命运相共？这不得不追溯古代专制主义政体的特点。任何王朝若想长治久安，都不能没有内部矛盾的协调机制，协调的对象主要在于抑制疯狂增长的特权势力，保障法定权利不受侵犯，以维护政局的稳定。历代王朝的改革，从商鞅、王安石变法，到张居正新政，都从打击违法的豪强权贵起步。皇帝在中国虽然至高无上，但也要遵守必要的规范，对于昏君、暴君有所谓以天道谴君、以谏议诫君、以道义劝君的传统，虽然这是要求皇帝自律，效果有限，但毕竟是一种制约。尤其是对待士人的议政，虽是统治者也要有一定的宽容度，因此《左传》有“立谤政”的记载，《管子》有“啧室之议”，韩愈在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中称赞子产对反对者持以: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!”这些都作为听取不同政见的传统，受到后人的推崇。

在古代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举措中，最具有制度化的是史官制。帝王虽贵为天子，但所言所行，事事都要记录在案，给后代评点、参照。这一招可厉害，中国人重生也重死，更重视身后的评价。史书之功能正如刘知几《史通》所说：“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”评价的依据就是史官的记载。

这史官就设在帝王的身边，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”不论帝王是恶言还是良行，事事必录。因此有皇帝畏惧史官之例证，《古今说海·闻见杂录》记载这样一件事：“(宋)太祖尝弹雀于后园，有臣称有急事请见，太祖亟见之，具其所奏，乃常事耳。上怒，诘其故，对曰："臣以为尚急于弹雀。"上愈怒，举扪柱斧柄撞其口，坠两齿。其人徐俯拾其齿置杯中。上骂曰:"汝怀齿欲讼我耶？"对曰："臣不能讼陛下，自当有史官书之。"上悦，赐金帛慰劳之。”宋太祖对诤臣何以前打而后赏？说穿了，是怕史官记录，被后人议论。近代史所民国大事记主持人姜亮夫生前曾向他的朋友表示，不愿当官，就想写写历史。老报人顾执中对他的回答是，你这史官才是最大的官，毛泽东、蒋介石，都要在你的笔下点评。这真是一语中的，监督执政者自古以来就是史书不言自明的功能。

▍“史家第一件道德，莫过于真实”

古代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，写什么不写什么，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，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、粉饰之处，这才有隔代修史的传统，当代人不修当代史，让后代修史，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。但即便有这样的苦心，也难免有矫饰之处。为防范这一弊端，最着力的是提倡史德，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，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。梁启超说：“史家第一件道德，莫过于真实。”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，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线。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，听命于朝廷，为君主服务，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，道在君之上，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，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，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。“从道不从君”这一儒家的优良传统，为史官的秉笔直书提供了道义的依据。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列举十多位民族英雄，有二位是史家，这就是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”前者是说齐国大臣崔抒杀了国君齐庄公，改立齐景公，自己为相，齐国太史因为写了“崔抒弑其君”而被杀，后继者太史的大弟不改记录又被杀，二弟再被杀，三弟仍坚持初衷，一家被连杀三人，南史氏继续陈书“夏正月，崔抒弑君。”即使全家被杀光也要如实记录，这前仆后继杀不完的史官，使得崔抒也不由得不胆寒，长叹一声，只能作罢。后者是指董狐在晋国一次流血政变中，不畏权势的胁迫，如实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的事变，被孔子称为“书法不隐”之良史。秉笔直书成为历代治史者的职业操守，所以史学虽为御用学术，却有一定的独立性，这独立性素来为社会公义所标榜，受到读书人的推崇，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荣耀。

真实，对治史者来说是起码的操守，也是职业的信仰。历史是经验性的知识，这种知识是具体的，一次性的，过往而不复，每件史事和人物都是不可复制的，因而各有自己的特殊性，正如哲学家金岳霖在《知识论》中所说：“事实既是特殊的，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。”读者正是从历历个案的事实中判断历史发展中的是非得失，所以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重复的历史价值。

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，它不需要借助中间环节，直接从史料出发，用史实进行思考，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，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。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，由于环境背景、个人和书写手段的局限，前人遗留的史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，甚至有许多遗漏和讹误，史学研究要求解，更要求实，努力修复前人遗留的历史碎片，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，在一字一句中竟委穷源，进行训诰、勘误和注释，所谓“语语核其指归，字字还其根据”的考据学，就是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发展的专门学科。

这就可以理解，皇帝害怕史书，人们信赖史书，追根究底，就在于它的真实性，这是后人无法改变、掷地有声的铁案，也是史书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的基础。所以有真实则史书存，无真实则史书亡，真实，是史书之灵魂，失去灵魂的史书是可怕的，我们不是没有这一教训。

▍重建史学公信力

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公信力下降最严重的当数历史书，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，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，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，“解放了的哲学，繁荣的经济，活跃的文学，沉默的史学。”实际情况是，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；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；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，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。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，明显滞后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，而遭受批评。说是沉默的史学，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。

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重，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，文化也随之变迁，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，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，而在转型中走向畸途。举例说，“文革”初期大破四旧，烧古书，毁文物，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，专家学者被打倒，史学界一片凋零。曾几何时，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，人人都批孔，人人读史书，各种古籍、史学读物层出不穷，出版数量之多，覆盖面之广，空前绝后。正常的社会，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，因此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。

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，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。以南京大屠杀为例，至今是无人不晓，三十年多前有人说吗？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“日军侵占上海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”，18年后1975年出版的《新编中国史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南京防御失败”，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在教学手册中只字不提。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，这件事才浮出水面。在此之前历史被掩盖，误导了两代人，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？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？面对历史的真实，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？

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库所记，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中统计有关史学及史学理论的论文有608篇，中国达201篇，占三分之一的份额，毫无疑问，中国在当代可谓史学大国，然而可疑的是真实性。人们常说当今有信仰危机，岂不知在信仰危机中，史学是有责任的。不真实的史书留给人们的疑点是，已经过去的事尚不可信，何况正在发生的事？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、杨奎松等人，究其所以，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，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。所以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，必须说真话，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。

史书，当以真实示天下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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